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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越来越不快乐了？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
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
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
接近于成人。
有研究认为，
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病。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
中小学生需要心理辅导
蒋平是杭州某中学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
在他入职前，
心理辅导站的大部分工作
由美术老师兼站长的张丽宁承担。
开学初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全年级孩子们在开学后
都需要进行心理测试。
“这也是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第一次开学，
有的孩子来学校上学有点困难，
我们就会联系家长了解情况。”
蒋平说，
小学生主要是因为发育障碍，
存在注意力缺陷、孤独症、感统失调等问题，
由家长或班主任带来这里
做特殊教育方面的训练。
“初中的孩子自己过来比较多，
困扰他们的主要是亲子关系、家庭氛围、
学业压力和网络成瘾等问题。”
心理课的设置至关重要。
蒋平表示，
学生们能在每月两节的心理课上找到共鸣，
他们渐渐建立起基本的心理认知，
改变了原本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和误解，
“有的学生也会因此产生对心理学的好奇和兴趣。”
一次的倾听陪伴显然不够，
但即使在长程的定期心理辅导下，
心理老师能做的也很有限。
家长也需要心理健康教育
蒋平表示，
“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的不仅是孩子，
还有家长和老师。”
年和年，
学生因为疫情长期居家上网课，
心理测评量表的检测结果
出现异常的比例大幅增长。
张丽宁记得，
在疫情期间，
有位初三学生的心理测评结果
显示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
并且存在长期失眠的情况。
张丽宁想和他沟通，
他却说自己没问题，
要备战中考，
没时间做心理咨询，
已经在吃中药调理睡眠了。
张丽宁多次联系家长，
希医院做个具体检查，
却被对方认为是老师故意刁难。
后医院，
在医生的询问中，
孩子表示，
他已经走不进校门了，
觉得自己被竞争氛围包裹着、喘不过气，
宁愿在家自学。
孩子的这种想法，
从没向家长或老师表露过。
还有个小升初的孩子，
因不适应而成绩一落千丈，
但父母只觉得奇怪，
并不重视孩子提出“不想上学、想去看病”的诉求，
“妈妈觉得她是
因为不想上学、小题大做，
这无疑把孩子推向了另一个深渊。”
“和孩子聊了好几次，
我才知道，
从幼儿园开始，
她家里人就要求她每天弹好几个小时钢琴。
父母都是国内顶尖大学毕业的，
觉得孩子厌学是作。
初三她再来找我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自杀倾向。”
张丽宁告诉记者，
就诊后，
母亲甚至擅自让孩子停掉了
需要定期服用的抗抑郁药物，
给她换成了维生素片。
抑郁科诊室，一半就诊者是青少年
医院主任医师、精神六科病区（抑郁障碍病区）主任
谭忠林表示，
“年以来，
每年来抑郁科就诊的都在增加，
其中低龄患病者越来越多，
小于15岁的就诊人次，
年位，
年位，
年的数据还没出，
但肯定会增长。”
谭忠林认为
疫情期间，
青少年的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
长时间居家容易让亲子关系变得紧张。
同时，
缺乏同龄人的交往环境下，
青少年能获得的人际支持减弱。
在当天就诊的22位患者中，
12岁到18岁的有8位，
其中6位女孩，2位男孩。
18到25岁的有3位。
患者的症状并不相似：
一位17岁的女孩
坐在就诊椅上就开始掉眼泪，
她拉开袖子，
小臂上密密麻麻的划痕，
新的旧的。
她吃了很多药物，
住了几次院，
希望谭忠林能为她开ECT（电休克治疗）
治疗单以及休学证明；
一位初三的女生，
常常幻听有很大的声音
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她时而焦虑自己的身材，
时而焦虑未来，
提起学校就烦躁激动，
想做的事情不能忍受一点拖延。
尽管谭忠林建议她
可以适当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
但在她家乡的县城
找不到合适的心理咨询师。
用几十年治愈青少年时受的伤
在青少年时期产生的创伤
或许在漫长的十几年内也难以弥合。
有母亲带着女儿来诊室，
女孩因无法工作辞职了。
女孩说，
情绪出现问题已经十几年了，
母亲拿着牛奶和茶叶蛋不住叹气：
“当时以为是青春期叛逆。”
另一位已结婚生子的男士
则不住敲打自己的头，
高二下半年的一场考试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整个头像被钢丝撬开一样，
被爆竹崩开似的。”
他从此开始无法想题，
放弃了学业，
二十多年来，
失眠和吃不下饭纠缠着他。
谭忠林说，
“符合诊断标准的抑郁有多种因素。
对青少年这一年龄段来说，
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和亲子冲突
是最常见的三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