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能让我们看到一切吗？迈克尔·哈里斯在《缺失的终结》的开篇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部落聚集地，巴都利马的一个女孩，她的家里地上铺的是竹片，有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一台黑白电视机。但是家里没有电，她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捡柴火。
赶上重要的日子，她的父亲会一大早赶到村里，把看电视要用的蓄电池充上电，然后她就能看电视节目。电视里，说着她完全不懂的美国话，但它又是那么的好看，充满了外国的气息，构成了她对外面的世界的全部憧憬。
渐渐地，她想要离开这个聚集地，离开马来西亚的过去。她想要更多，但却不知道“更多”是什么样子。18岁的时候，她离开家来到沙巴——一个只有人口的城市。在那里，她在肯德基打工，把薪水存了几个月，终于买了一部手机，那成了她的奢侈品。
她迫切地想进入现代世界的生活，慢慢地转到了更高级一些的餐厅去工作，虽然薪水还是一样，但这里会有游客来吃饭，她有了跟他们练习讲英语的机会。
在游客中，她认识了一位从加拿大来的同龄男生，他们开始约会。之后，男生回加拿大并承诺会在第二年回来。她不确定，但男生还是实现了她的诺言，最终把她带到了世界的另一端——加拿大温哥华。在那里她实实在在地体验了“文化的冲击”，看到了之前在那台黑白电视机里看到的画面。
几年后，她成为了加拿大人，带着笔记本电脑飘扬过海回马来西亚看她的母亲，把家里的电话线连上电脑，拨号连上了网络，兴高采烈地跟母亲讲什么是“谷歌”。
“这东西能让你知道一切。”她对母亲说。
“一切？”她母亲问道，满脸的疑惑。
“一切！你想看到什么？”
“我的投胎转世。”
历史上从没有哪两代人在认知方面如此不协调，因为从来没有一次技术变革来的如此迅速。人类接受一种新技术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收音机38年，电话20年，电视13年。
而新一轮的革命中，互联网是4年，Facebook3.6年，Twitter3年，iPad2年……
期间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就像之前的几代人，也曾疯狂地迷恋电视机，但最终，电视机可以一直开着无人观看，正如之前被冷落的收音机，任凭它们低声细语。之后的数字原住民也必将被互联网淹没。
数字技术的发展所带来了新的责任。比如，一部分编辑的宿命是，每天需要花上半天的时间来管理微博、Twitter、Facebook，进行互动。他们在管理内容，而不是创造内容，耗费着时间，盯着四方的电脑屏幕，创造着电子的虚无。
一个就职于杂志社、做编辑或专栏中作家，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内容创造者”了。因为这一行似乎已经被用“病入膏肓”来描述了。《大西洋月刊》描述了当前美国编辑在工作中的一类现象：在编辑会议上，领导总抱怨编辑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不够多，并想尝试开设新社交平台的账号。会议过后，编辑们回到自己的小隔间里，看着桌上那两台永不关机的电脑屏幕上，开着一个又一个窗口。
当你开始写一篇文章，刚敲了不到50个字，领导通过